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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在此》：一个巴西家庭的创伤记忆，如何成为对抗历史遗忘的集体抗争。”
巴西电影《我仍在此》的上映，在拉美大陆掀起了一场关于记忆与遗忘的公共讨论。这部改编自真实回忆录的作品，通过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被独裁政治撕裂的悲剧，让观众得以触摸到巴西军政府时期（1964-1985）那段被刻意模糊的历史。当女主角尤妮斯在冰淇淋店强忍泪水，当监视者拉上她家猩红色的窗帘，当军方用强光手电剥夺她辨认环境的能力——这些细腻的影像语言，正在完成一项重要工作：将宏观政治暴力转化为可感知的个体创伤。
1. 家庭空间：政治暴力的人性刻度
影片最震撼的力量，来自于它对”家”这个概念的颠覆性呈现。在传统认知中，家庭是远离政治的私密港湾，但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曾执导《中央车站》）精准捕捉到独裁统治如何像闪电般击穿这种幻象。尤妮斯精心维护的资产阶级生活秩序——烘焙蛋奶酥的聚会、孩子们的海边嬉戏、夫妻夜话的温情——在军人闯入的瞬间土崩瓦解。猩红色窗帘的意象尤其耐人寻味：这个本应象征温馨的家居物品，变成了隔绝自由的牢笼栅栏。
女性主义学者劳拉·穆尔维关于”家庭作为矛盾调停空间”的理论在此得到残酷验证。尤妮斯被迫成为公私领域的双重牺牲品：对外要应付监视者的盘问，对内要维持孩子们的正常生活。她环抱双臂站在门框的姿势，成为整部电影最富隐喻的画面——一个试图用身体筑起最后防线的母亲，也是整个巴西中产阶级在威权统治下处境的缩影。
2. 记忆的博弈：从维基百科到感官体验
影片改编自受害者之子马塞洛的回忆录，这个创作背景本身就构成对官方叙事的挑战。正如日本学者小熊英二在《活着回来的男人》中所言，模板化的历史叙述总会碾压那些”不甚重要”的个人记忆。导演塞勒斯最初设计的对话密集剧本遭到马塞洛反对，因为后者拒绝让家族故事变成”维基百科条目”，坚持要保留历史的”感觉”。
这种”感觉”体现在诸多反套路的细节中：军人搜查时的反常冷静、孩子对父亲换西装出行的无知无觉、尤妮斯面对媒体镜头时的倔强微笑。这些与独裁统治”标配叙事”相悖的场景，恰恰还原了恐怖统治最真实的荒诞性——暴力往往穿着文明的西装降临。当巴西年轻观众在TikTok上分享自家故事时，他们正在延续这种对抗历史扁平化的努力。
3. 记忆的政治：从家庭相册到国家档案
影片在巴西引发的社会反响，证明个人记忆如何能撬动集体认知。2023年影片上映时，正值巴西曝出军方策划政变的丑闻，极右翼势力要求赦免参与者的呼声与影片中军政府逍遥法外的历史形成刺眼对照。这种时空叠印让观众意识到：当国家选择遗忘，暴力就会循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对阿尔茨海默症的设定。尤妮斯晚年记忆的逐渐消散，与巴西社会对军政府罪行的集体遗忘形成双重隐喻。她的儿子用文字抵抗母亲病理性遗忘的过程，恰似真相委员会用调查报告对抗制度性遗忘的努力。这种个人记忆与历史记忆的相互映照，构成了影片最深刻的思想层次。
4. 中国语境：寻找”中间地带”的记忆实践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年轻人记录祖辈生活史的热潮与巴西的”家庭记忆运动”形成有趣呼应。项飙教授指出的”两极关注”现象——要么沉溺个人焦虑，要么陷入宏大叙事——正在被这种微观历史实践所调和。当95后通过抖音记录爷爷奶奶的知青岁月，当豆瓣小组集体整理家族口述史，他们实际上在尝试建构项飙所说的”中间地带认知”。
《我仍在此》提供的启示在于：真正的历史教育应该让人既能触摸到尤妮斯在冰淇淋店掉落的眼泪，又能理解这滴眼泪与独裁统治间的因果链条。这种将”此地”与”远方”相连的认知方式，或许正是破解两极分化思维的关键。
结语：记忆作为文明的免疫系统
当巴西第一夫人罗桑热拉出席北京首映式，当中国观众在影评中写下自己家族的创伤故事，《我仍在此》已经超越一部电影的意义，成为全球范围内记忆政治的典型案例。它提醒我们：文明社会需要建立对记忆的免疫系统，而家庭相册、私人日记、口述历史这些看似微小的记忆载体，正是这个系统最重要的抗体。
在尤妮斯最终没能战胜的阿尔茨海默症之外，是人类必须赢得的另一场记忆之战——对抗权力的健忘症。这场战斗没有硝烟，但它的胜负决定着我们能否真正说出：”我仍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