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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追星不是热爱，而是失控的占有欲与集体癔症。”
7月2日的杭州萧山机场，上演了一幕令人窒息的荒诞剧。因主演《逆爱》而爆红的男演员田栩宁遭遇”釜山行式围堵”，现场粉丝与代拍如丧尸般疯狂追逐，有人跌倒、有人尖叫，甚至有机舱内粉丝当面高喊”快分手”等挑衅言论。这场面不禁让人发问：我们究竟是在追星，还是在集体参与一场现代社会的癔症表演？
追星异化：从崇拜到占有
田栩宁被挤到”变形”仍保持冷静的画面，与周围疯狂的粉丝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场景已非单纯的喜爱表达，而演变为一种病态的占有欲。粉丝们举着手机怼脸拍摄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数字化占有——通过拍摄、录制来”捕获”偶像的影像，仿佛这样就能将对方的一部分据为己有。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曾指出，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对符号的追求往往超过对实物的需求。在追星文化中，偶像已成为一种符号，而粉丝们疯狂追逐的正是这种符号带来的虚幻满足感。
更值得警惕的是机舱内粉丝的行为。当面高喊”快分手”、”孩子是不是你的”等言论，已超出追星范畴，演变为赤裸裸的边界侵犯。这种行为的背后，是一种将偶像”去人性化”的心理机制——粉丝不再将偶像视为有血有肉的个体，而是将其当作满足自我想象的玩偶。德国哲学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描述的权威主义人格特征，在此类粉丝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既崇拜偶像，又渴望控制偶像。
代拍经济：流量时代的寄生虫
现场聚集的大量代拍人员，暴露了追星产业链的阴暗面。代拍者并非真正的粉丝，而是将偶像视为牟利工具的投机者。他们拍摄的照片、视频被明码标价，在灰色市场中流通。据业内人士透露，顶流明星的一张机场照可以卖到数千元，一段近距离视频甚至能价值上万。这种畸形的经济模式催生了大量职业代拍，他们如同寄生虫一般依附于明星的人气。
代拍经济的繁荣也反映了社交媒体时代的异化现象。让·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在此得到验证：人们不再关注真实，而是沉迷于经过精心包装的影像。代拍照片经过修图、剪辑后，成为社交媒体上流通的”拟像”，而这些拟像又进一步刺激更多不理智的追星行为，形成恶性循环。
公共空间的沦陷与重构
机场作为重要的公共交通枢纽，本应是有序的公共空间。然而在粉丝的疯狂行为下，萧山机场瞬间变成了混乱的”追星战场”。这不仅威胁到艺人安全，更对普通旅客造成困扰——有网友晒出自己被错认成田栩宁而遭追拍的遭遇，这种”误伤”凸显了公共空间的沦陷。
首都机场公安局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31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追星者被行政处罚。这反映了相关部门对问题的重视，但单纯的事后处罚远远不够。我们需要重构公共空间的规则：机场、车站等场所应明确划分粉丝区域与普通旅客区域；航空公司应加强对机舱内拍摄行为的管控；网络平台则需清理代拍账号，切断灰色产业链。
集体癔症的社会心理根源
这种”釜山行式追星”本质上是一种集体癔症。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众心理》中指出，个体一旦融入群体，就容易丧失理性，表现出冲动、易怒、轻信等特征。在萧山机场的混乱场景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群体心理的典型表现：单独一个人可能不会推搡拥挤，但在群体中，个体责任感被稀释，疯狂行为被合理化。
更深层次看，疯狂追星反映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存在性焦虑。在高度原子化的现代社会中，许多年轻人通过追星寻找归属感与认同感。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本体性安全”缺失，在此表现为对偶像的病态依恋——粉丝们通过追逐偶像来确认自我存在，通过与偶像建立想象中的联系来对抗现实中的孤独。
重构追星文化：从疯狂到理性
田栩宁后援会发出的”文明理性追星”呼吁，梓渝公司”将恶性行为移交公安机关”的声明，代表了行业内的一种自觉。但仅靠艺人方面的努力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多方合力重构健康的追星文化：
首先，娱乐行业应摒弃”黑红也是红”的炒作思维，停止刻意制造流量明星的行为。其次，社交媒体平台需承担社会责任，清理不良追星内容，限制代拍账号。再次，教育系统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帮助年轻人建立批判性思维。最后，每个追星个体需要回归理性——真正的喜爱应当包含尊重与边界感。
央视呼吁的”让网络风清气朗”不应只是一句口号。当追星变成”釜山行”，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公共秩序，更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底线。法国作家加缪曾说：”疯狂是可以传染的，但智慧和清醒也是如此。”面对这场现代社会的集体癔症，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成为清醒的传播者。
追星本可以是美好的文化现象——通过欣赏艺术才华获得精神激励。但当这种行为异化为疯狂的占有与侵犯时，它就变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时代的病症。或许，田栩宁被挤到变形的画面，正是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最恰当的隐喻：当疯狂成为常态，连最基本的体面都成了奢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