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跃网
“七旬强奸犯未收监引发司法争议：当人道考量遇上正义诉求，法律的天平该如何平衡？”
2025年8月，江苏泗洪一起令人发指的强奸案判决结果引发社会强烈争议。七旬男子贾某某强奸14岁智力障碍少女致其怀孕，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却未被收监，这一事件不仅刺痛了公众神经，更将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老年人犯罪、特殊群体保护与刑罚执行之间的复杂矛盾暴露无遗。这起案件背后，折射出的是法律条文与现实执行、人道主义与司法正义、特殊群体保护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多重张力。
案件始末：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
2024年，江苏泗洪县发生了一起性质恶劣的性侵案件。14岁的智力障碍少女小花（化名）被邻村72岁的贾某某诱骗至家中实施强奸，并导致怀孕。据受害者父亲高先生反映，女儿因智力障碍无法完整表达案发经过，家人是通过异常的身体状况才发现这一悲剧。医学检查证实了强奸事实，DNA比对也确认贾某某就是胎儿生物学父亲。
2025年6月，泗洪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认定贾某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判决生效后贾某某并未被收监执行，而是由公安机关执行监视居住。法院解释称，因贾某某身患多种疾病，看守所出具了不予收监通知书。而高先生提供的照片显示，这位”身患多种疾病”的强奸犯近期仍在街上自由活动，这一反差引发了公众强烈愤慨。
法律依据：老年人犯罪从宽制度的争议
从法律条文来看，法院的处理并非毫无依据。我国《刑法》确实对75周岁以上老年人犯罪设置了从宽处罚的特殊规定：第十七条之一规定75岁以上故意犯罪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第七十二条规定75岁以上判三年以下徒刑者应当宣告缓刑；第四十九条明确75岁以上一般不适用死刑。此外，《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了可以暂予监外执行的三种情形，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情况。
然而，本案的特殊性在于：一是受害者是未成年且智力障碍的双重弱势群体；二是犯罪性质极其恶劣；三是罪犯年龄虽大但未达75岁的”硬杠杠”。法律界人士指出，72岁的贾某某严格来说不能适用75岁以上的从宽条款，而暂予监外执行的前提是”不致危害社会”，对于一个已经证明有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罪犯，这一决定值得商榷。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友根表示：”法律对老年人犯罪的人道主义考量不能成为严重暴力犯罪的免罪金牌，特别是在受害者同样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情况下，司法应当更加审慎权衡。”
现实困境：监狱医疗与执法能力的短板
深入分析此案，我们会发现背后隐藏着我国司法执行体系的现实困境。一方面，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犯罪比例逐年上升，但监狱系统的医疗资源配备并未同步跟进。据司法部2024年数据，全国监狱医疗机构中，具备三甲医院水平的不足5%，许多基层看守所甚至没有常驻医生。这使得监管场所对患病罪犯，特别是老年病患的收治能力十分有限。
另一方面，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管体系存在明显漏洞。在当前实践中，社区矫正机构人力不足、技术手段落后，难以对监外执行人员形成有效约束。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王志远指出：”许多地方的监外执行实际上处于’放羊’状态，这是对司法权威的严重损害。”
更为棘手的是，当收监面临现实困难时，我国缺乏替代性的惩戒措施。相比发达国家完善的电子监控、中途之家等制度，我国的非监禁刑执行体系尚不健全，导致法院在面对类似案件时常常陷入”判了关不了”的尴尬境地。
特殊群体保护：被忽视的受害者权益
在这场舆论风暴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受害者小花的双重弱势身份——未成年加智力障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20-2024年间，性侵智力障碍未成年人的案件年均增长12%，但定罪量刑与普通性侵案并无显著差异，这反映出司法实践对特殊受害群体的保护不足。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指出：”智力障碍儿童由于认知和表达能力受限，往往成为性犯罪的高危人群，但现行法律在证据认定、量刑标准等方面都缺乏针对性规定。”在此案中，小花因智力障碍无法完整陈述受害经过，导致案件侦办和证据固定更加困难，这也是许多类似案件面临的共同挑战。
更值得关注的是，此类案件对受害者及其家庭造成的伤害往往是终身性的。心理研究表明，智力障碍者遭受性侵后，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比例高达70%，远高于普通人群。而当前我国对这类受害者的心理干预、生活安置等后续保障机制几乎空白。
制度反思：如何平衡人道与正义
贾某某案引发的争议，本质上是对我国老年人犯罪处罚体系的一次拷问。法律对老年人犯罪的人道主义考量是文明社会的体现，但当这种考量与基本司法正义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权衡？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林喜芬建议：”应当建立老年人严重暴力犯罪不得缓刑的’负面清单’制度，对强奸、故意杀人等恶性犯罪，即使罪犯年迈或患病，也必须实际服刑。”同时，可借鉴德国、日本等国的经验，设立专门的医疗监狱或老年监区，既保障罪犯基本医疗权利，又不让刑罚打折扣。
此外，对监外执行的监督机制亟待强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提出：”应当建立电子手环、定期报到、随机抽查相结合的立体监管网络，确保监外执行人员处于有效管控之下。”对于违反监管规定的，应当立即收监执行。
从长远看，还需要完善刑事处罚的替代措施。对于确实因健康原因无法收监的罪犯，可以考虑引入社区服务、高额赔偿等替代性惩戒手段，而非简单地”一放了之”。
结语：寻找法律与人性的平衡点
泗洪这起案件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国司法体系在面对特殊群体犯罪时的两难处境。72岁的强奸犯未被收监，14岁的智障受害者终身受害，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都难言正义。法律的人道主义精神不应成为轻纵犯罪的借口，而对犯罪的严厉惩处也不能完全不顾基本人性。
在老龄化社会与法治社会建设的双重背景下，我们需要更加精细化的法律制度设计：既要考虑老年犯罪人的特殊情况，也要坚守对严重暴力犯罪的”零容忍”底线；既要完善刑罚执行的基础设施，也要构建多元化的惩戒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老有所养”与”恶有恶报”的平衡，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在法治框架下获得应有的安全感与尊严。
这起案件不应止于舆论的愤怒，而应成为推动相关法律制度完善的契机。只有当最弱势的群体也能得到法律的坚实庇护，我们才能说这是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