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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出身贫苦，从影后红极一时，却深陷张达民与唐季珊的情感纠葛，遭舆论重压，25岁吞安眠药自杀，30万人送葬，其死引发对“人言可畏”及时代女性困境的深刻反思 。
1935年3月14日，上海新闸路沁园村外，送葬队伍蜿蜒三里，30万民众默默伫立，泪雨纷飞。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惊叹：“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哀礼。”棺木中，25岁的阮玲玉香消玉殒，中国默片时代的“无冕皇后”，以决绝之姿告别了这个世界，只留下“人言可畏”四个字，成为时代的一声沉重叹息。
阮玲玉出生于1910年的上海，一个工人家庭。父亲阮用荣是亚细亚油栈的苦力，母亲何阿英是逃荒的农妇。6岁丧父，母亲带着她到富商家做佣人。她在灶台边烧火，在铁皮屋中忍饥挨饿，却始终怀揣着对外面世界的渴望。母亲咬牙坚持让她读书，她成绩优异，尤其国文和美术常常名列前茅。然而，命运的捉弄让她在15岁遇到了张达民，这个富家少爷用甜言蜜语和物质诱惑，轻易地攻破了她的防线。
与张达民的同居生活，如同一场短暂的美梦。起初，他送巧克力、香水，带她跳舞，可很快，张达民沉迷赌博，对她拳脚相加。阮玲玉挺着孕肚讨钱，却被太太用扫帚赶出家门，孩子流产当夜，张达民竟输掉200大洋。生活的苦难并未就此放过她，为生计，她投身电影圈。
1926年，一则演员招聘广告改变了阮玲玉的命运。她虽非天生演员，却凭借倔强打动了导演卜万苍。在默片时代，没有配音，她用表情传递所有情绪。拍《故都春梦》时，为求真实，演被丈夫抛弃的妓女自杀，头破血流仍不喊停。1930年，《野草闲花》让她红遍上海，此后十年，她拍了29部电影，从妓女到知识分子，演尽了底层女性的悲苦，成为当之无愧的影坛巨星。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张达民这个噩梦并未远去，他赌博、勒索无度，威胁阮玲玉，阮玲玉为息事宁人，每月给他钱财，甚至托人给他谋职，可他依旧不知悔改。此时，唐季珊出现了，这个富商送她貂皮大衣，承诺给她一个家，阮玲玉满怀憧憬地搬进了他在沁园村的三层小楼，却不想掉进了另一个深渊。唐季珊早有家室，这栋楼还曾包养舞女，发现真相后，唐季珊对她拳脚相加。
1933年，张达民与唐季珊的官司让阮玲玉成为小报焦点，隐私被曝光，被污蔑为“荡妇”，还被迫登报声明“经济独立”。与此同时，她出演的《新女性》揭露记者丑态，遭行业抵制，她被污名化为“伤风败俗”的代言人。在舆论的重压下，1935年3月8日凌晨，阮玲玉吞下三瓶安眠药。
唐季珊为掩盖丑闻，将她送往偏僻诊所，延误救治。次日下午6时38分，阮玲玉停止呼吸。她的死震动全国，葬礼上，7名影迷追随自杀。而那两个伤害她的男人，张达民36岁病死香港街头，身无分文；唐季珊生意破产，被妻子抛弃，晚年摆地摊卖茶叶，病死台湾。
阮玲玉一生短暂而璀璨，她饰演的角色多是挣扎于压迫下的女性，而她自己的命运竟与角色惊人地重叠。她曾说：“我多么想成为新女性，但我太软弱。”她的心中有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可现实的枷锁、舆论的压迫、感情的纠葛，将她一步步推向深渊。
鲁迅在《论人言可畏》中说：“对更弱者，舆论仍是强者。”阮玲玉的死，深刻印证了这一点。在那个封建残余与现代思潮碰撞的时代，“人言可畏”四个字如同一把利刃，刺向了阮玲玉，也刺痛了无数人的心。
2025年，阮玲玉逝世90周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修复了她的九部遗作。银幕上，她依然鲜活，笑中带泪，挣扎着，抗争着。她不再仅仅是“人言可畏”的符号，更是一个用自己的生命，向时代控诉的勇敢女性。她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的黑暗与无奈，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一个女性追求自由与尊严的艰难历程。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我们更应从阮玲玉的悲剧中汲取教训，尊重每一个灵魂，让“人言可畏”不再成为伤害他人的利器，让每一个追求梦想的人，都能在阳光下自由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