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烧产业的转型之路：从”吃不饱”到高质量发展的跨越

垃圾处理产业正经历从”量”到”质”的深刻变革，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中国垃圾处理行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革。从2017年”洋垃圾”禁令到全国推行垃圾分类，再到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遍地开花，短短几年间，中国完成了从”垃圾围城”到”无废城市”建设的惊人转变。然而，随着垃圾分类的深入实施和焚烧产能的快速扩张，行业正面临新的挑战——部分区域出现的”垃圾不够烧”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填埋场陈腐垃圾开挖热潮。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垃圾处理体系从粗放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阵痛。

产能扩张与垃圾减量的悖论

中国垃圾焚烧行业近年来的发展速度堪称世界奇迹。根据住建部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建成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厂超过600座，处理能力突破80万吨/日，是2015年的3.6倍。这种爆发式增长源于两个关键驱动力：一是”十三五”规划设定的硬性指标要求焚烧处理能力占比达到50%以上；二是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形成的经济激励。在双重推动下，各地政府和企业争相上马焚烧项目，形成了”建设—补贴—再建设”的循环模式。

然而，这种扩张模式正遭遇现实挑战。一方面，垃圾分类的全面推行显著改变了垃圾构成。以上海为例，实施垃圾分类后湿垃圾分出量增长89%，可回收物增长1.65倍，直接导致进入焚烧厂的干垃圾减少28%。另一方面，城镇化速度放缓与人口结构变化使得垃圾总量增长趋于平缓。北京2021年前4个月垃圾清运量较2019年同期减少7100余吨/日，相当于少建两座大型焚烧厂。这种”产能增、垃圾减”的剪刀差，使得部分区域出现处理能力闲置现象。

陈腐垃圾开挖的双重逻辑

面对产能利用率压力，多地开始探索填埋场陈腐垃圾的开挖与再处理。广州兴丰填埋场、上海老港基地等大型填埋场相继启动开挖项目，表面看是为焚烧厂补充”口粮”，实则蕴含着更深层次的产业逻辑。

从技术角度看，开挖陈腐垃圾是填埋场生态修复的必要步骤。传统填埋方式占用大量土地且存在长期污染风险，通过开挖筛分可将可燃物送焚烧、惰性物制建材、腐殖土改良土壤，实现土地资源的释放与循环利用。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的测算显示，每开挖处理1吨陈腐垃圾可释放约0.7立方米的库容，这对土地资源紧张的超大城市尤为重要。

从经济视角看，这反映了垃圾处理价值链的重构。随着碳交易市场的完善，垃圾焚烧的减排效益开始货币化。光大环境2024年报显示，通过参与碳交易，其吨垃圾处理收益增加8-12元。而陈腐垃圾因经过自然降解，焚烧时热值更高、减排效果更显著，成为企业提升效益的新选择。这种”经济性驱动环保”的模式，正是循环经济的典型体现。

补贴退坡倒逼行业转型

2020年可再生能源补贴新政的出台，成为行业发展的分水岭。政策明确生物质发电项目全生命周期补贴电量上限为82,500小时，且运营满15年后不再享受补贴。这种”断奶”式改革直接戳破了依赖补贴的粗放发展泡沫，推动行业进入洗牌期。

小型焚烧厂首当其冲。江苏某民营焚烧厂负责人坦言：”吨垃圾处理成本约120元，地方支付的处理费常拖欠，补贴退坡后我们这样日处理500吨的小厂很难生存。”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头部企业通过技术升级与规模效应逆势增长。瀚蓝环境并购粤丰环保后，运营成本下降18%，吨垃圾发电量提升至480度，远超行业平均水平。

这种分化促使企业探索新盈利模式。上海环境开发的飞灰原位处理技术(FAST)，将危险废物转化为建材原料，单项目年增收超2000万元；中国天楹布局”焚烧+环卫+再生资源”全产业链，通过垃圾分类回收抵消前端减量影响。这些创新表明，行业正从单一的”处理服务商”向”环境服务商”转型。

无废城市建设的系统思维

要破解”垃圾不够烧”的困局，必须将其置于”无废城市”建设的宏观框架下考量。国家发改委《”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立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系统，焚烧能力占比达65%左右，这需要系统性的产业重构。

前端减量化是关键。北京通过”光盘行动”等措施，2023年厨余垃圾量同比下降12%，相当于减少两个焚烧厂的年处理量。中端分类精细化是突破口。深圳推行”九分类”体系，将玻金塑纸等可回收物细分，使焚烧物料热值稳定在2200大卡以上，提升发电效率20%。末端资源化是方向。杭州将焚烧厂与水泥窑协同处置，飞灰资源化率达85%，大幅减少填埋需求。

区域协同也日益重要。长三角已建立垃圾处理设施共享机制，上海与苏州合作建设的太仓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实现了3000吨/日的跨区域处理能力调配。这种”一盘棋”思维，有效缓解了局部地区的产能过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