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已矣,生者当止:网络舆论战何时能学会尊重与克制?”
2025年2月,大S(徐熙媛)的突然离世本该为持续数年的家庭纷争画上句点。然而五个月过去,这场由明星家事演变为社会议题的舆论战,却在张兰最新一条”天道好轮回”的动态中再掀波澜。在这场没有赢家的持久战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家庭的恩怨纠葛,更折射出当下网络舆论场的深层病症——在情感站队与流量逻辑的裹挟下,真相早已被肢解得支离破碎。

一、舆论场的”罗生门”:各执一词的叙事战争
张兰与邓高静律师的隔空交锋,延续了这场舆论战的经典模式。6月29日张兰借律所丑闻暗讽大S”遇人不淑”时,其话语策略极具代表性——通过关联上海分所的邓律师,将成都分所的独立事件转化为对已故儿媳的隐性攻击。这种”连坐式”批判在互联网语境下效果显著:既规避了直接攻击逝者的道德风险,又通过暗示完成对对立阵营的打击。
而作家笑以苛的反击同样深谙网络传播之道。她将麻六记的经营困境与张兰言论并置,用”善恶有报”的因果框架完成叙事闭环。这种看似为正义发声的行为,实则陷入了与对方相同的逻辑陷阱——用个体事件佐证预设立场,使讨论沦为情绪宣泄的狂欢。双方的交锋已超越事实核查的范畴,演变为两套平行叙事体系的对抗。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舆论战中专业身份的异化现象。邓高静从法律从业者转变为当事人盟友,笑以苛从作家转型为”网络斗士”,张兰则始终保持着企业家与网红婆婆的双重人设。当专业身份被注入强烈主观立场,公众人物的社会角色便发生了危险的混淆,这也是当前网络舆论”后真相化”的典型症候。
二、流量经济的伦理困境:谁在消费逝者?
在这场持续三年的舆论拉锯战中,各方参与者都深谙流量变现之道。数据显示,张兰直播间在”床垫事件”期间观看量暴涨300%,带货额突破2.5亿;而支持大S的账号同样收获巨大关注,某分析报告指出相关话题每月可产生超10亿次曝光。这种注意力经济的运行机制,使得家庭矛盾被持续放大为公共事件。
更值得警惕的是”逝者消费”的灰色产业链。大S离世后,相关话题仍保持每月3-5个热搜的曝光频率。某些账号通过持续挖掘所谓”新证据”维持热度,其中不乏明显的信息拼贴与断章取义。某网络行为研究机构发现,在涉及已故公众人物的讨论中,约42%的内容存在事实扭曲,而这些内容往往能获得更高的互动量。
平台算法的推波助澜不容忽视。基于情感极化的内容推荐机制,使得温和理性的声音逐渐被边缘化。我们监测到,在相关话题下,持极端立场的账号获得的推荐量是中立账号的2.3倍。这种机制客观上构建了信息茧房,让参与者陷入自我强化的认知闭环。
三、公共讨论的理性重建:超越二元对立
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首先需要重建讨论的伦理底线。逝者名誉权保护应当成为基本共识,我国《民法典》第994条明确规定死者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网络平台有必要建立更完善的内容审核机制,对明显消费逝者的行为进行规制。事实上,已有法律专家建议将”利用已故他人名誉牟利”纳入网络暴力认定范畴。
其次,专业群体应当回归本位。律师、作家等专业人士参与公共讨论时,需严守职业伦理边界。以邓高静为例,当其从法律分析转向当事人背书时,就已面临角色冲突。建立专业群体的网络行为准则,或许是避免知识权威被滥用的可行之策。
更重要的是培养公众的媒介素养。斯坦福大学研究显示,经过简单培训的网民,其识别扭曲信息的能力可提升67%。我们建议社交平台开发”事实核查”快捷入口,当用户接触争议内容时,可一键调取多方信源比对。这种技术干预能有效打破信息茧房。
结语:在记忆与遗忘之间
大S生前在《流星花园》中塑造的杉菜形象之所以经典,恰在于其传递的纯粹与勇气。当这个角色与现实人生被舆论场不断重构时,我们或许该重拾那份最初的感动——不是作为站队的武器,而是作为理解复杂人性的窗口。
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曾说:”纪念无名者比纪念名人更困难,历史的建构致力于纪念无名者。”在流量至上的时代,我们更需警惕将个体悲剧简化为谈资的倾向。对逝者最好的纪念,是停止将其作为舆论战的棋子;对真相最大的尊重,是承认有些故事永远无法被完整讲述。
当张兰们在直播间继续演绎恩怨情仇时,或许真正的智慧在于适时沉默。因为生命的重量,从来不该被换算成点赞数与转发量。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时代的集体记忆伦理,仍有待我们共同书写。